雷戈的一生充满戏剧性。1951年，身为难民的她在伦敦安了家，嫁给了另一位艺术家维克多·威宁（Victor Willing），后者死于多发性硬化并发症。这是她“荷加斯式的圣母怜子图”的来源。但你无从知晓，她的艺术究竟是自传式的，抑或只是为其小说提供材料，这一点既诱人，又叫人不安。

《舞蹈》，1988

　　威宁在雷戈1988年的梦幻巨作《舞蹈》（The Dance）中出现了两次：一次是和她在一起，一次是和另一个女人。这幅画讲述了过去与乡愁：舞者们聚集在月光下的沙滩，身着过时的服装，沙堡为画面增添了一丝阴暗，仿佛这个平静而愉悦的时刻只是从残酷中的暂时抽身。

　　《舞蹈》出自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大胆杰作，它们都透露着这种扣人心弦的乡愁。这些作品仿佛置身于时间之外。在一幅高高的画布上，一名身着红装的年轻女子正蹲在地上，为一个身穿制服的年轻男人系鞋带，鞋被擦得很亮。女子的硬皮手提包开着，露出深红色的内部，和她的手套一起被放在地上。当她为他系鞋带的时候，男人带着白色手套的手像螃蟹一样紧绷，但脸上的表情却是狂喜的。作品名为《军校学员和他的姐姐》（The Cadet and His Sister），而即使你还没有读到这个标题，已经能看到那种病态的映射和超现实主义。

《军校学员和他的姐姐》，1988

　　与此同时，《警察的女儿》（The Policeman’s Daughter）描绘了一个穿白衣的年轻女性正在给她的父亲擦长筒靴。她裸露的左臂完全伸到了高高的黑色靴子里，像是要和她融为一体，她的眼眸低垂，没有流露自己的想法。在这个作于1987年至1988年的系列中，所有的绘画都表现了一个压迫而不诚实的社会，而怪事如同一位男性家长靴子上的灰尘一样不断累积。

　　雷戈是一位运用颜料——或者说是颜料与蜡笔的魔幻写实主义艺术家。从20世纪90年代起，蜡笔成为雷戈的主要媒介。她的蜡笔画非常大，并且具有油画的质感，你很难称之为纸上绘画，它们既柔软有粗糙，仿佛画中的身体和脸会从墙上跃下一样。

《警察的女儿》，1987

　　事实证明，雷戈最杰出的作品作于1990年代以后。这些孤独的人物具有一种悲剧的力量，让我们超越了故事的讲述，而进入巴洛克式存在主义的领域。1997年的《牢房》（The Cell）描绘了一个狱中人，躺在荒凉的床上——或许他是被艺术家囚禁于工作室里的模特？在他旁边，一个女人穿着内衣跪在自己的床边，将她的脸靠在红色丝绸床单上的一条裙子上。

　　雷戈是一位非凡的艺术家，但是这场展览无法让你沉浸在她的世界中。每个展厅都漆了不同的颜色，构成了一种随机的攻击。是谁给雷戈1980年代的宏大场景选择了青绿色？说到底，谁会在这种颜色的墙上挂画呢？这看起来或许微不足道，但它很说明问题。它表明了美术馆的内核与雷戈所作的艺术相距很远。而且这里还有一个令人羞愧的故事：就在达米安·赫斯特（Damien Hirst）那一代人将绘画抛之脑后不久之前，雷戈开始了她身为画家的征程。或许你并不熟悉她90年代以后的出色作品。不足为奇。因为它们被那些引发轰动的新事物淹没了。

《白雪公主角色扮演者》（局部），1996

葆拉·雷戈在工作室中，2018 图：Phil Fisk/The Observer

　　或许你能够忽视墙面颜色的干扰，但是你很难避开那些无用的展墙文本，浙西诶文本总是想要将她微妙的陌生感解读成粗糙的政治信息。你一次次地被告知，要把这种艺术看成一种反抗。事实并非如此。这是艺术。当你克服了这些多余的干扰，感受到《狗女》的迷人之处时，你就会发现这是伟大的艺术。

　　“葆拉·雷戈”将展出至10月24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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